冊府千華
明、清宮廷除了收藏歷代圖籍,用以推展文教建設,由官方主導的編輯出版活動,更是活躍。皇宮大內不乏專責纂輯刻印的單位,明代司禮監與清代武英殿修書處,便猶如國家出版中心;其書品精美,裝幀雅麗,兼具歷史內涵與藝術特色,適足代表中國古代書籍製作技藝的巔峰。本單元選陳明、清宮廷製作的重要典籍與帝王撰著,完整保留原有的裝潢規制;不僅可見將珍本影摹翻刻以廣流傳的實例,也包括個別作品反覆修訂成書的階段歷程,展現書籍的產製已被賦予更細緻的意義,反映出皇家禮制運作的特殊面貌。
司禮監原為明初掌理宮廷禮儀的內侍機構,自永樂七年(1409)起,奉旨承刻書籍,並保管內府書板。司禮監所轄經廠刻書三百餘種,多為維護文教治道所需,例如展陳之《諸儒箋解古文真寶》乃明代皇室成員習詩作文的必備讀本,孝宗朱祐樘(1470-1505)尤其喜愛,嘗謂:「朕一切珎玩,悉屏勿御;而獨於是書,諷詠不忘。」
武英殿始建於明,原與書籍無涉;清康熙、雍正年間,才正式成為內府刻書專責單位,代表清代書籍製作工藝之集大成與最高水準。康熙時宮中藏有「宋版」《四書集注》(實乃元末覆刊本),武英殿影摹翻刻,維妙維肖。據檔案記載,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十四日,「大太監蘇牌勝交羅紋紙一萬四千張」,傳旨僅准用於印書;武英殿奉旨刷印「宋版四書」十部,儼然精刻初印之限量特製本。
清代宮廷編纂圖書,深受帝君權力或其個人意志支配;而書籍的製作、裝潢、進呈、陳設等階段各有規範,共同形成皇家禮制運行的重要環節。
乾隆皇帝熱衷修史,意欲獨攬史筆褒貶之大權。即位初期,為了接續祖父康熙皇帝御批《綱目》史事止於元末的志業,便諭令史館輯撰《明通鑑綱目》,尤重視史體義例,常在館臣進呈的底本上朱批改訂,再發回仔細黏簽勘正,書成後定名《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數十年後,乾隆並未將此書寫入《四庫全書》,反而要求比照後出的《御批歷代通鑑輯覽》重編,頗有悔其少作之意。
相較於斷代的《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則是一部綱目體通史;耗時近十年,收錄二千餘條乾隆對於古今治亂得失的史事評騭,塑造新的史籍典範。編纂工作結束後,曾繕寫一部定本進呈(後來陳設於寧壽宮),再依此樣式上版刻印。無論是寫本或刻本,皆是白紙濃墨,開本宏闊,製作精良,在清代殿版圖書中屬於少見的「大」部頭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