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右文
探究學術資源,推動文教建設,是古代盛世帝王的治國重點與政績標誌。明成祖永樂年間敕修五經、四書「大全」等重要典籍頒行天下,程、朱理學不僅作為國家考試的標準,也牽動東亞鄰國的儒學發展。清初為鞏固政權,一則猶尊朱學為正學,一則逐漸展開對傳統知識與文獻的重新整理。圖書既是統治者的工具,也各自開創出重要的學術工程、文化遺產:《永樂大典》以音韻為線索,建構一座網羅天下事物的歷史資料庫;《四庫全書》則是依循傳統圖書分類模式,樹立中國古代知識體系與學術批評的新典範。
帝制時期,由官方主導的圖書蒐訪、典藏或纂修,往往被賦予文化、知識、學術以外的角色,成為統治者鞏固政權合理(法)性和讀書人藉以交換權力資源的工具。
明代開國之初,確立尊崇程(顥/頤)朱(熹)理學的政治意識形態,「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永樂年間(1403-1424),禮部奉旨纂修刊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頒賜天下,讀書人必須遵循一定的方式說話、作文、思考;宋儒朱熹(1130-1200)和眾門生為《資治通鑑》編撰的《綱目》,因強調正統意識與綱常名教,成為君臣士子必讀之書,也是國家考選人才的圭臬。知識的邊界愈益狹隘,思想的活力也就逐漸衰退了。
《大明會典》與《資治通鑑綱目》,皆採用「臺閣體」端楷濃墨精寫,包背裝,外層覆裹杏黃色暗花緞質書衣,書中鈐有「廣運之寶」朱璽,保留典型的明代宮廷陳設書籍樣貌。
康熙皇帝在順治皇帝承襲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聖諭六言」的基礎上,發展出聖諭十六條,旨在覺世牖民、教化百姓。雍正二年(1724)再逐條演繹闡釋,形成一萬餘字的《聖諭廣訓》,並建立一套民間定期宣講的制度,直到清末。堪稱有清一代重要的文化現象。
康熙聖諭其中一條為「黜異端以崇正學」。所謂「正學」,強調上接聖賢心傳、下續宋儒道脈;雍正則是將佛教、道教乃至西洋宗教皆視為異端。康熙一方面推尊朱學為正學,卻也展現自己對於朱子學術的新體認:在重新編校的《淵鑒齋御纂朱子全書》中翻轉前人每以太極、陰陽等門目優先的模式,而是首重論學,其次四書、六經,接著才是性理、道統各類。另一方面,康熙朝編纂了許多有關漢族文化傳統的大書,也對文字、音韻等基礎知識作出里程碑式的建設。《康熙字典》是中國古代漢語辭書編纂史上,第一部以「字典」為名的字書,收錄近五萬字,規模空前。
清代內府刻印圖書,白紙印本量少,多用於宮廷陳設;黃紙印本較多,備供賞賜內外群臣。展陳之《朱子全書》與《康熙字典》皆為康熙朝內府雕版製作,採用潔白連四紙初印的陳設本。工藝精湛,觸手如新,品相上佳。
明成祖(廟號太宗)永樂元年(1403),朱棣(1360-1424)為整理歷代典籍,命翰林學士解縉(1369-1415)等編修《文獻大成》;後因初輯內容尚多未備,復命姚廣孝(1335-1418)與解縉等人共同監修重纂,永樂六年(1408)竣工,定名《永樂大典》。全書正文約四億字,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及目錄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採「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體例,輯錄中國十四世紀以前重要典籍,不僅是規模空前的類書巨制,亦堪稱以「聲音」網羅一切資訊、知識的歷史文獻資料庫;降至清代,更成為乾隆皇帝發動纂修《四庫全書》文化工程的肇端。《大典》正本失傳,重寫於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元年(1562-1567)間的副本迭經火災、兵燹而嚴重毀損散落,至今倖存於世者僅四百餘冊,藏家莫不視為至寶。
明亡清興,遺存在紫禁城內的《大典》猶多。乾隆皇帝先是在大臣的建議下欲從《大典》中輯錄亡佚的古書,後來竟發展為全面搜訪天下遺書,纂修《四庫全書》。乾隆還數度批評《大典》的體例失當、取材浮濫、人員素質低落乃至於修書動機不純,頗有與前代帝王爭勝的意味。四庫全書館開設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匯集當代學術菁英,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1782年元月),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首先繕錄裝潢竣事。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是舉世最大的叢書,收錄中國古代各領域圖籍菁華,並納入多種西洋傳教士參與撰述的科學著作,全面清理甚至建構含括傳統與當代特色的學術體系,集歷史意義、學術內涵、文物價值與毀譽聚訟於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