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世寧的花鳥作品豐富，其繪法與中國傳統畫法不同，多以不同色面組構物形，少見傳統繪畫輪廓勾勒線條。院藏〈畫仙萼長春〉冊為其典型。全冊絹畫十六開，其中八開以花卉為主題，另有八開則為花鳥並繪，末開款署「臣郎世寧恭畫」。此冊花鳥寫生造型考究，用色鮮麗豐富，堪稱郎世寧在清宮畫院獨特創新風格的代表作。
郎世寧紮實的西洋寫生技法在此冊多處可見，例如牡丹花瓣的細膩層次，色彩塊面處理講究；白木蘭、雞冠花花瓣向背有深淺變化，細部皆可見明暗陰影，顯示畫家對於光源的講究。畫中鳥禽姿態生動，眼睛靈動多有白粉點染；山石枝幹亦藉白色高光表現凹凸立體效果。畫冊之中各種花卉鳥禽的描繪，在清宮瓷器工藝上亦有相似表現，正可顯示宮廷稿樣的流通運用實況。
清 郎世寧
仙萼長春
- 冊 16開 絹本設色
- 各縱33.3公分 橫27.8公分
本冊共十六開內容分別描繪牡丹、桃花、芍藥、海棠玉蘭、虞美人、蝴蝶花、黃刺玫牡丹、石竹、櫻桃、罌粟、紫白丁香、百合花牡丹、翠竹牽牛、荷花慈姑花、豆花稷穗、雞冠花、菊花等，其中有八開還畫有鳥禽，整冊內容與《石渠寶笈三編》著錄之〈郎世寧畫花卉冊〉一致，對幅皆是空白，而最末一開有宋體書款「臣郎世寧恭畫」，依據畫風特色推測是郎世寧雍正時期的花鳥佳作。全冊不僅設色精緻，構圖手法也見新意。特別能於鳥禽形體姿態上有超乎傳統的表現，是西法透視手法的精采成果。畫中花鳥多處能夠顯示光影明暗，透過白色顏料提點高光的技巧也常見運用。整冊畫風都一再顯示其與郎世寧雍正前期畫風有關。
清 雍正
琺瑯彩瓷柳燕圖碗
- 高7.4公分 底徑6.7公分 口徑16.0公分
侈口，深弧形壁，矮圈足，通體施白柚，內裡無紋，外壁多半面彩繪柳燕圖。少半面墨書題寫：「玉剪穿花過，霓賞帶月歸」，引首有紅料「佳麗」印，句末是「四時」和「長春」兩印，外底有「雍正年製」四字藍料宋體款，外加雙框。題句內容節錄自明朝申時行〈應制題扇〉詩，形容飛燕穿過柳蔭的畫意。雍正皇帝十分重視畫琺瑯的裝飾紋樣，連續降旨西洋傳教士郎世寧和他的徒弟林朝楷，甚或畫畫人賀金崑、戴桓、湯振基、鄒文玉、譚榮和畫狀元唐岱等，要求他們為畫琺瑯器設計紋樣。加上他同時也宣達宮廷造作務必具備「內廷恭造」式樣，遂讓筆者以為在施白釉的碗盤上題句、描印，創作出書畫對應的紋樣，正是有別於康熙朝的新風格。此品枝頭雙燕，對望鳥語，生動可愛的表情，和郎世寧〈畫仙萼長春〉冊之桃花的處理方式雷同，具體地傳達出畫琺瑯裝飾紋樣與院畫佈景所存在的密切關係。
清 乾隆
琺瑯彩瓷紅地花卉魚藻紋碗
- 高2.8公分 口徑5.1公分 底徑1.8公分
侈口窄唇邊，弧形深壁，矮圈足。內裡施白釉，底心彩畫金魚水藻。外壁施紅料為底，錐剔方框雪花紋錦，並且裝飾兩組繽紛炫麗的折枝花卉。口足留白邊，外底寫「乾隆年製」四字藍料宋體款。對照《活計檔》記事，可知規整錦地搭配精描細繪的洋花、石竹，正是深受乾隆皇帝喜愛的「錦上添花」紋樣，該一紋樣始見於乾隆五年（1740），而碗內的金魚水藻紋則在乾隆八年（1743）已被登錄記載，兩種紋飾的組合，間接批露出此件作品可能的產燒上限。相對於雍正朝的詩畫對應樣式，錦上添花可視為是乾隆朝新興的裝飾紋樣。雖然傳世郎世寧〈畫魚藻〉和此件作品所見金魚水藻有所不同，然因乾隆十四年（1749）郎世寧也奉旨在通景畫上彩繪魚缸和金魚，考量到通景畫具有寫實的特色，而無法排除常見於乾隆朝的洋彩、琺瑯彩系列的金魚水藻紋樣亦與宮廷西洋趣味密切相關。有趣的是，乾隆十年（1745）開始，金魚碗、盤也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必要採購的品類，透過南京號沈船（The Geldermalsen）出土標本，得以明白金魚碗盤正是裝飾着金魚水藻紋的器皿。那麼以此回看乾隆官窯所燒的金魚水藻紋，除了說明流行紋樣跨越官、民窯的界線，流通於宮廷與地方之間外，由於金魚碗盤主要供應西方市場，似也間接透露潛藏其中的西洋意趣。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西洋人物牧羊圖碟
- 高0.8公分 口徑10.1公分
圓口，淺折沿，周邊鼓起一圈銅邊。淺壁，圜底。沿面堆畫泥金卷草紋錦地，其間裝飾帶翅天使，五位小天使手持藍、白、紅、黃、紫各色彩帶。盤面繪西洋牧羊圖，外圍交纏繩索紋。外壁以黑琺瑯料為地，彩畫兩圈泥金卷草紋，底面黑白兩色漸層，裝飾西洋圖案及紅色蝙蝠。中心畫朵花，內寫「乾隆年製」四字宋體款，文字呈上下左右排列。傳世隨附木匣一個，匣面標示出「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西洋人物大小碟二件」的題名，具體呈現傳世另有一件裝飾相似母題的圓碟與之並置一匣，其名稱亦足以印證道光十五年《琺瑯金銀銅胎陳設檔案》登錄的作品。此品之黑底描金、交纏繩索和底部圖案，無不呈現出模仿十六世紀法國Limoges琺瑯器的裝飾風格，加入其間的中式蝙蝠和靈芝，則讓該件作品兼具混融中西的特色。由於日本永青文庫收藏一件畫有「帕里斯審判」（The judgement of Paris）圖的琺瑯彩瓷，相同的裝飾母題亦見於Limoges琺瑯器，得以說明說明西式紋樣經過雍正一朝的沉寂後，至乾隆朝似有重新蔚為流有行的傾向，造成此一流變的產生，或也與乾隆皇帝接納西洋文化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