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朝覲-臺灣原住民進京傳奇

　　在1875年（光緒元年）清帝國開啟對台灣原住民「開山撫番」的征程之前，對「番」人的治理是相對鬆散、溫和的。「開山撫番」事務的內涵，是以軍事力量強行進入內山治理，以行掠奪資源之企圖，在此之前則以懷柔為主。此次故宮博物院舉辦的「什麼是『番』—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特展，正足以顯示台灣原住民曾在協助清帝國平定林爽文之亂後，如何得到皇帝犒賞，因而有了1788年（乾隆53年）具有儀式政治性質的進京之行。

　　「番」是歷代中國稱呼邊疆各族的貶抑詞，早於元、明之前就使用了。1990年以後，台灣早已避免在歧視脈絡下使用「番」字，無論用於稱呼民族或批評個人皆是。本次特展回歸清宮文獻，為我們展示「生番」、「化番」、「熟番」等用於稱呼當時台灣山區或平地的原住民族之用法，不只是明朝的臺灣漢人觀點，而多處使用於滿族建立的清帝國疆域。策展團隊意欲追溯這個名詞的源流與分布，傳達此詞並非獨用於一時一地一民族，更不限於台灣。因此啟發我們思考：元清王朝皆為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卻稱呼海疆島民為「番」，究竟滿蒙北狄如何看待東番夷人，非漢民族又如何分梳彼此的文化位階？

　　這次展出的文獻很豐富，最引起我的好奇的是，清治時期竟有六次原住民組團渡海、甚至進京朝覲的紀錄。其中以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從臺灣府城出發，同年十二月抵達北京的這一梯次盛況為最，文獻記載也最多。此行由平定林爽文事件的主帥福康安倡議，理由是林軍逃入內山時，高山原住民曾幫助清軍追捕有功。團員共計42人，30人是高山原住民（包括屋鰲總社、阿里山總社、大武攏總社、傀儡山總社的頭目等），其餘12人為漢人及平埔族。一行海島來的稀客抵達紫禁城，在一個月期間被安排參與各種筵宴，並獲得皇帝的賞賜。他們為何進京朝覲？獲頒何物？抵京之後參與了哪些行程？在展覽中既有依據文獻考據而創作的沙畫再現，也有站在無文字民族立場的虛構和逆寫，值得玩味。

　　台灣原住民從1717年（康熙56年）開始，經雍正朝到1790年（乾隆55年）為止，共有六次與清皇交流的機會，形式上包括上京拜謁，渡海不上京地向皇帝遙遠祝壽，其中因功上京受賞最能近距離接觸皇帝。從族群治理的觀點推測，官方期待透過朝覲與恩賞，攏絡有勢力的頭目。然而，在增廣見聞、獲贈禮物之餘，回到部落的頭目其地位與影響力是否強化，強化後是否順從官方，他們在此行中獲得什麼新知、在地族人又有什麼聲音？這些主體的觀點和經驗卻未載於文獻。因而我們不免大膽發問，日本殖民政府對原住民族的「懷柔外交」可曾受到清代文化治理策略的啟發？不同殖民者的懷柔，除了為原住民刻下混雜的集體記憶，又是否為他們帶來與不同民族接觸的政治經驗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