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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郎世寧看東西文化交流

本展覽可讓觀眾了解郎世寧創作傳世傑作時的學術文化背景。通過版畫、古籍、瓷器和畫作等各類展品，觀眾可以體會郎世寧等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明末及清代的深遠影響。他們應帝皇之邀，以其科學知識及藝術才華為宮廷服務，並且在皇宮內外開啟了中西方哲學與科學知識首度交流的大門，更促進了藝術創作新風氣的發展。西方傳教士向中國宮廷畫師介紹歐洲畫作中的寫實手法和透視法之際，中國工藝家亦讓他們了解製作絲綢與瓷器等工藝新法。東西交流自此延綿不斷，可見諸展品中由中國製造但上繪歐洲風物的外銷瓷器，東西方經典文本的互譯（如展出的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及儒家經典）、首份以近代測量法製作的中國疆域圖；當然亦見諸於郎世寧糅合西方寫實手法及中國山水美學的傑出畫作。展覽以一代大師徐悲鴻於1938年所繪的作品《利瑪竇像》，反映出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畫壇影響之深，遠至二十世紀。

策展人：范懿莎博士

承蒙以下機構盛情借出珍藏展品，謹此致謝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香港大學圖書館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海事博物館

展品介紹

一、耶穌會士來華

利瑪竇（左）與徐光啟像
摘自阿塔納斯．珂雪著《中國圖說》法文譯本
1670年阿姆斯特丹刊行，拉丁文原本1667年阿姆斯特丹刊行
圖片由維拉諾瓦大學圖書館數碼化

耶穌會士於1582年取道澳門進入中國，以將天主教帶到中華大地為己任。在利瑪竇帶領下（利瑪竇後來成為第一位為中國宮廷接納的耶穌會士），耶穌會士努力融入中華文化之中以便和本地人溝通。他們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哲學、宗教、技術等等；而為了博取中國人青睞，他們放棄教士裝束，披上儒服，並按中國習俗留鬚束髮。隨後，耶穌會士逐漸調整策略，以爭取皇帝或士大夫的友誼為目標（甚或使他們皈依天主教），希望借助社會上層的影響力令傳教更順利。他們先向中國士大夫靠攏，和他們在技術、科學、哲學、藝術各方面交磋。利瑪竇更希望找出天主教和儒家思想相通之處，他甚至主張中國傳統禮儀（如拜祭祖先）和天主教教義並無牴觸，無奈這思想為羅馬教廷及其他修道會所不容。藉著中國信徒（如數學家徐光啟）的幫助，利瑪竇把一些西方數理著作引進中國，其中包括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另外，他還參與編譯了首部葡語-漢語辭典，亦曾寫過一篇批評佛教的文章。利瑪竇的精神為其他在華的耶穌會士所繼承。他們其中既有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耶穌會士，亦有其他歐洲來客，其中就包括了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奧內的畫家郎世寧。

二、耶穌會士的吸引力

北京觀象臺
摘自〔法〕J-B. 杜赫德著《中華帝國全志》英譯本第三卷
1739年倫敦J. Watts印行（第二版）
圖片由香港大學圖書館提供

耶穌會士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專長引起了康熙皇帝（1661至1722年）的興趣。於 1669年，耶穌會士因為能比中國曆法師更準確地計算日蝕而讓中國宮廷另眼相看。這次耶穌會士在中國大出風頭的消息傳到歐洲，更加強了歐洲人對自己科技的信心。附圖所見由法國人所繪的中國人學習操作歐洲器材的場景，正是這種心態的體現（身處中國的耶穌會士自然明白這和現實大相逕庭）。然而，康熙確實對耶穌會士的能力大為欣賞，既把皇家天文台交託他們負責，也讓他們在其他職務上一展軍事或地理等技能。康熙對耶穌會士的製圖技術印象尤其深刻，藉著他們的幫助，首份以測量法製作的大清疆域地圖於康熙年間面世。好景不常，在繼位的雍正統治期間（1723至1735年），中國和外國傳教士之間的磨擦漸多，終導至天主教在全國被查禁，傳教活動亦告停頓。雖然如此，重視耶穌會士技能的雍正仍允許於宮廷任職者留在北京。包括郎世寧在內的會士們只有選擇留在宮廷，期待有一天中國對待天主教和傳教士的態度會出現轉機。

三、東西知識與藝術的交流

心跳位置略圖
摘自〔德〕A. 克萊耶、〔波蘭〕卜彌格（原名：M. 博伊姆）合著《中國醫學概說》
1682年法蘭克福 Joannis Petri Zubrot 印行
圖片由香港科技大學提供

身處宮廷的耶穌會士們除了鑽研中國哲學、科學及宗教之外，亦把這些知識引進歐洲。耶穌會士把儒家經典翻譯為拉丁文，主張大部分儒家思想並不違反天主教教義。除了宗教之外，他們所執筆的有關中國生活的著作亦大受歐洲學者們歡迎。這些著作其後在歐洲曾被翻譯為不同文字，並以不同的版本重新編印而廣為流傳。他們的興趣廣泛，為中國醫術、記數系統、宗教儀式以至中國的動物植物等等留下了翔實的紀錄。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著作也啟發了其他在華的外國人。而在藝術方面，中國的士大夫畫家們透過耶穌會士接觸到西洋透視、光影明暗及歐洲繪畫的寫實畫風；同樣耶穌會士亦首次認識到以文人畫為主流，捨形取神的中國繪畫傳統。然而，耶穌會士們對中國繪畫始終較為抗拒，他們由歐洲繪畫的角度出發，以為中國繪畫的技法寫實程度不足。相反，他們對中國的工藝則更感興趣，尤以瓷器為甚。耶穌會士的活動促進了東西工藝品貿易的發展，並特別僱人製作瓷器。他們也曾發表過有關製作瓷器及絲織品的著作。在另一方面，中國畫家亦視歐洲繪畫捕捉形似的技法為奇伎淫巧，限制了精神層面的表現，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為了迎合中國皇帝的品味，於宮廷供職的畫家如郎世寧等就嘗試調和二者，另創兼容歐洲技巧與東方品味的新風。

四、融合東西的新風格

青花大帆船圖瓷盤
清．康熙（約1710年）
圖片由香港海事博物館提供

隨著歐洲裝飾藝術中「中國風」（一種按西方人對「東方」想像而來的風格）大行其道，加上歐洲對中國瓷器的需求日漸增長，中國瓷器開始出現一種混合式的風格。為了迎合歐洲市場的口味，中國瓷工借鑑歐洲流行的器物形狀，並以中國的技巧表現歐洲的風物。其中常見的主題包括中國日常生活的情景、按要求生產的家族紋章式樣或是特定事件的圖案、以及和航海有關的主題，如艦船、遠行等等。對瓷器的著迷，令歐洲各國開始競相仿製中國瓷器；然而中國生產瓷器的方法仍舊是不傳之秘。不少印畫詳細紀錄了製瓷的各個步驟，但始終未包含一些難以言傳的技術細節或是未有提及必需材料（如高嶺土）。在繪畫方面，郎世寧擅長把中國的物料、筆法、意匠等等與歐洲的寫實技巧合而為一。清朝皇帝常召郎世寧作畫，所指定的繪畫對象包括御苑中的動物（尤以駿馬為主）和外國貢品等，有時皇帝亦要求他為皇室成員畫肖像畫。郎世寧一方面以歐洲繪畫的寫實手法加強物像的光影明暗及人物的表情，同時亦保留了中國繪畫特有的構圖和筆法。

尾聲

利瑪竇像
傳徐悲鴻繪，1938年
紙本水墨
圖像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提供

隨著清廷和歐洲及羅馬減少往來，耶穌會在中國的影響亦日見消退。教皇於1773年下令解散耶穌會，在華的會士們亦全面撤出中國。直至耶穌會於歐洲重建後，在十九世紀中期中國才再現該會的足跡。重來中國的耶穌會仍本著宗教和文化並行的宗旨。如他們於上海設立的修道院，就是中國最早有系統地傳授西方藝術的地方。和當年郎世寧一樣，不少曾受教於該館的藝術家其後亦扮演著融合中西藝術的角色。徐悲鴻為香港大學利瑪竇堂所繪的《利瑪竇像》同樣繼承了這一精神：正如郎世寧調和中西藝術另創新風，徐悲鴻亦據自己的理解把西方專長的寫實技巧和中國筆法共冶一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