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
博物館透過空間安排，保存了各式記憶，並搜集各樣有形或無形的自然及文化遺產，再藉由典藏、展示與教育活動予以鋪陳、轉化及呈現。然而，看似中性的社會教育機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卻曾是見證國家擴張的收藏室，也是知識宰制的重要據點，若干蒐藏與展示實蘊含了殖民的權力關係。而國立博物館往往作為國家文化呈現的指標象徵，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即扮演如此代表性角色。在東博的典藏當中，富含來自皇室、臺灣總督府、公私機構及各藏家所捐贈的臺灣原住民文物，質量在該國皆位居前茅，並有公開陳列。其展示係隨著國家政治氛圍的轉變、博物館內部體系的更迭，以及各時期原住民文物的充實，而隨之變遷。在博物館草創初期，文物採外借予日本各地的博覽會，以充作日軍海外揚威及呈顯異國風貌的景況。至博物館正式成立，則作為常設展的項目之一，被設定為「外地」風俗，與蝦夷、琉球等地文物共置一室，置於日本與外國文化展廳之間，透露出當時的政治視角。惟因1923年關東大地震帶來的館舍損失，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氛圍的轉變，臺灣原住民文物不再作為常設項目。但藉由1968年東洋館的新設，又再開啟公開展陳，近年更以「アジアの民族文化」為題，於南島語族的子單元內展出達悟、排灣等族文物。透過新的契機，臺灣原住民文物得以從帝國的展示櫥窗，重新轉換為南島觀點出發的展示。透過探查東博展示觀點的流變，應可讓我們省思如何更積極去面對及呈現臺灣原住民多元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