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研究出版專區

風格故事展覽的出現，起因於筆者盤點院藏文物過程，無意中發現一批材料，當時直覺以為這群文物應該可以呼應學界和博物館界對清康熙朝畫琺瑯器研究的論點，進而著手開始整理、研究。截至目前為止，仍然以為如果探討康熙朝畫琺瑯的發展與轉變，能夠加入這批材料一起觀察，至少可以彌補過去一些認識上的不足，或者重新思考一些相關的議題。於是透過策展方式，將之融入康熙朝琺瑯彩瓷草創階段的敘事脈絡，一方面跟大家分享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藉此反思藝術史中作品研究，關於風格議題（Style）的討論。亦即，如果我們綜整畫琺瑯工藝出現後的景況，誠如目前已經爬梳完成的情節一樣，這類新藝術形式始創於康熙朝（1662-1722），經歷過一段發展歷程後，至雍正朝（1723-1735）被雍正皇帝吸收，並加以改變原來的裝飾紋樣，使之符合新興的「內廷恭造之式」風格。到了乾隆朝（1736-1795），除了重新加入更多的裝飾主題之外，乾隆皇帝有計畫性地收納康雍乾三朝畫琺瑯器，進而建置一組深具意義的收藏。甚至到了民國初年，復辟稱帝的袁世凱（1859-1916）仍然想要燒造絢麗斑斕的琺瑯彩瓷，只因對他而言，琺瑯彩瓷代表一種盛世意象。1雖然洪憲年製最終不過百日而已，然而一段仿若波濤起伏的發展歷程，正像Sir Ernst Gombrich（1909-2001）經典著作「論風格」言及之風格定義及相關面向。特別是其中技術與時尚一節觸及之新技術影響風格產生流變的可能性，2似乎與琺瑯彩瓷從出現後至消失的情節具有若干的契合度。因此，筆者以為或可據以評估、思考風格與時尚之區隔或關聯。然而博物館開門，必然需要面對進場參觀的民眾，特別是需要通過一般語言才能和觀眾對話，所以本文以下將透過皇帝本人及其身旁者的視角，首先揭開皇帝實驗室出現的背景及其試作內涵，接著再以作品上的藍菊紋樣，追尋一段風格故事，雖然劇情零碎而不完整，卻是策展人有義務交待清楚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