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
由清代臺灣府城往北而行，途中勢必橫越多個海汊與東西向溪流，諸多橋樑建設遂應運而生，並隨複雜的地理變遷時有增益或重整。於臺諸（嘉）二縣交界、為交通要衝且係鹽田所在的洲仔尾地區，自18 世紀中葉起出現的「塭岸橋」興築行動便是一例。「塭岸」之名，至乾隆初年浮現於方志與輿圖上，象徵著府城往北大道的變遷。隨著臺江沿海逐漸浮覆，原先遷就原住民部落的東北向繞行路程，在18 世紀前期另發展出由小北門出發，經柴頭港、洲仔尾，越新港溪而北的較短路途。而為解決洲仔尾北段之新港溪畔的通行不便與塭岸渡弊端，由臺灣知府蔣允焄始建塭岸橋為首，至19 世紀初，官紳共密集發動了8 次的修建與倡葺，直至臺江浮覆為止。頻率之高，實是值得關注的興築行動。
除了工程成果，公共建設往往也是官員、仕紳、商賈等各式倡議或出資者展演表述與積累政治資本的場域。在塭岸橋的案例中，即可見各式參與者透過命名、碑記、建碑、圖繪等方式，彰顯或拉抬自身與彼此之功績。除一般文字類型的碑
記及文獻外，尚有版畫與彩圖以圖文對照方式留存其風貌並宣揚特定官員治績，在清代臺灣橋樑建設中留下難得且豐富的見證與比照，更可藉此一觀各方表達與
積累政治與社會資本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