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
清人繪製臺灣番俗圖版本眾多，至今有不少彩繪圖冊遺存。此「多版本」現象的意義，應不只在於數量的統計，而是同一套圖被反覆製作多種版本的現象，其可對應到人們頻繁描繪臺灣原住民人群的畫圖活動。本研究以番俗圖為中心，透過各版本的蒐集、考訂與解讀，除了要審視先行研究尚未解決的問題，更欲從視覺與物質文化視角，關切在清朝政權的領土擴張過程中，清人如何藉由番俗圖的製圖傳統與編纂機制，將「異地」臺灣的原住民人群與地方資訊編排為「邊區領土」知識，並製作出一種特定的人物與空間形象，藉以處理臺灣人群與地景訊息，並為其自身利益服務。
本研究認為，至少在16 世紀晚期各方人群頻繁交會之際，臺灣「番俗」知識就已作為一種海外異地情報而開始受人們書寫與繪製；而一種內容較固定的番俗圖文獻，大約在1684 年清朝統治後形成。在共作的編纂機制下，畫師、士紳、官員都參與編纂番俗圖，也因此衍生諸多版本。清人一方面利用番俗圖將臺灣情報編製為邊區統治知識，其內容也不斷被修改與擴增；另一方面，清人也將臺灣原住民人群與空間描繪為一種和樂而不具威脅性的「順服」樣貌。
據此，清人仍以文化主義論述先行，既承接了歷史經驗中臺灣原住民與統治集團互動的好感形象，也搭配清朝政府面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策略，利用長久以來中國面對非漢人群所慣用的「說明性圖畫」製圖傳統來編製番俗圖，以處理邊區臺灣不具威脅性的人群與地景資訊。地方社會的人們也樂於搭配這個論述來維持自身利益，如地方士紳等社會菁英亦參與番俗圖繪製活動，藉以維繫其社會網絡；而在這種圖像消費關係中，番俗圖又成為地方人們培養網絡與爭取相關資源機會的文化資本。整體來說，番俗圖的知識生產主體反而不在圖像的創立者，而是這些持有圖像、閱讀圖像、並踏進共同編纂圖像的使用者；當時臺灣原住民的「順服」視覺性，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形構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