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
水稻經營是清代臺灣土地開發中最重要的項目，除涉及民生溫飽，更含括租稅、貿易及土地環境變貌等課題，故論述者眾。然水陸稻並非僅有單一次品種，在尚無強大國家力量或商業機構可主導品種配置的時代，種植何類稻種，常是基於多重考量下交會的結果，另品種隨著種植日久，並會產生雜交變異，再衍化出新品種，故數量常甚龐雜，種植相異品種的田地，也產生差異的稻浪景致。但對於時人採用何種稻種，其特色為何，又如何進行配置，現今研究探討卻相對欠缺。稻種既攸關層面甚廣，往往於地方志中〈物產〉篇內，有一定的篇幅加以記載，在若干檔案、契約中，亦有所提及。這些被記錄的品種，所呈現的特性及運用狀況，可成為觀察清代農事經營的切入指標，也一定反映了當時官員文士等編纂者的農業知識。北臺灣地區在人文與地理環境上有其特殊性，在十九世紀期間並有數本方志陸續出版，正可資作為一獨立觀察的區域，瞭解稻作品種的變遷樣態中，所呈顯的農業開墾技術的部分樣態，及官員文士對地方農業品種之書寫概念體系。據本文之研究，十九世紀北臺灣方志共記載47種品種，雖與20世紀初的回溯調查相較，數量偏低。且方志中記錄品種的方式，多以外觀、時節及栽植環境進行描述，較無一套系統性的篩選標準。然當中記錄33種新增稻種，比例甚高，呈顯了地區特色；且無論新舊品種，被記載者多為質佳量豐或高適應性的品種。故其書寫，仍可資反映十九世紀北臺灣稻作經營時，尋求豐產、因地制宜，季節調配等地方農業知識特色。